1949年，马步芳包了3架飞机，带着200多名家眷前往沙特。出发前，他得意地说：“我把黄金一拉走，到哪儿都是扬州”。可抵达国外没多久，堂弟便抱怨：待在外国，还不如回青海吃土豆！
1949年8月底，西宁城里乱成了一锅粥。解放军攻城的风声越来越紧，马步芳知道自己的气数尽了。临走那天，西宁机场上停着三架陈纳德航空公司的运输机，飞机旁边黑压压站满了人——不是送行的，是他马家的200多口家眷，姨太太们抱着孩子，侄女外甥提着箱子，乱哄哄往飞机上挤。
真正值钱的东西都在箱子里。这十几年在青海搜刮的民脂民膏，马步芳让人清点了三天，最后报出个数字：黄金31箱，银元121箱。按当时的估算，光黄金就有将近10吨。手下人装箱的时候，马步芳就站在旁边盯着，眼睛一刻都没离开过那些箱子。
机组人员急得满头大汗，说超重太多，西宁这个机场跑道短，飞机根本拉不起来。马步芳的脸当时就黑了，站在机舱门口，看着那些压得变形的轮子，最后咬咬牙，让人往下卸。三万两黄金被搬了下来，交给儿子马继援走陆路往西南撤。
这是马步芳这辈子第一次被人逼着往外掏东西。站在舱门口，他拍着剩下的箱子，扭头跟身边人甩下一句话：“我把黄金一拉走，到哪儿都是扬州。”
那天他穿着一身长袍马褂，脸上带着笑，觉得有这些黄白之物在手，这辈子就妥了。飞机起飞的时候，他往窗外看了一眼青海的山，估计心里还想着那句“扬州”。
可他不知道，扬州是个地方，不是用钱能买来的。
飞机一路往南，先到广州，又转香港，折腾了大半个月，最后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落了地。舱门一打开，一股热浪扑过来，摄氏四十多度的沙漠风，像一堵墙迎面撞上。马步芳站在舷梯上愣了几秒钟，身上的长袍马褂瞬间湿透。
他的扬州，是摄氏四十度的沙漠。
马步芳有钱，到哪儿都是大爷。他在吉达市中心一掷千金，买下一栋十三层的大楼，在当地也算数得上的豪宅。汽车、仆人、吃喝用度，全是顶配。可住进去没几天，问题就来了。
首先是热。这地方一年有半年是夏天，最热的时候五十多度，屋里不开空调根本待不住。马步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可那股热浪还是能从门缝里钻进来。他在青海待了半辈子，青海的夏天晚上还得盖被子，哪受过这个罪。
然后是吃。马步芳是河州人，吃惯了青海的面食，揪片子、拉条子、面片儿，一天不吃浑身难受。可沙特这儿天天是烤馕、羊肉、抓饭，硬邦邦的馕他咬不动，羊肉翻来覆去一个味儿。头一个月，他瘦了十几斤。
最受不了的是马步銮。这个堂弟在青海的时候也是说一不二的主，到了沙特，语言不通、规矩不懂，出门买个东西都得靠翻译。天天窝在那栋大楼里，对着窗外的沙漠发呆。有一天吃饭，他摔了筷子，冲着马步芳嚷嚷：“待在这外国，还不如回青海吃土豆！”
马步芳不甘心。他有黄金，有银元，有几十年的家底，凭什么在这地方混不下去？他开始折腾，做香料生意，搞航运，投钱进去就跟打水漂一样，连个响都没听见。在青海的时候，他手里有枪，有兵，做什么事都有人给他垫背。在这儿，他就是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，商场上被人耍了都没处说理。
黄金开始变少。一箱箱往外搬，换来的东西却越来越少。他坐在那栋十三层的大楼里，第一次觉得这地方像个豪华的监狱。
到了1950年代，马步芳六十出头了。人老了，心却没安分。黄金买不来权力，买不来地位，他就想抓住点别的东西。他把眼睛盯上了自己的亲侄女马月兰。
马月兰那年十九岁，是马步芳弟弟的女儿，跟着逃到沙特来的。小姑娘长得清秀，马步芳动了歪心思。在青海的时候，这种事他做得多了，没人敢说个不字。可这是沙特，不是西宁。
那天的事闹得很大。马月兰的尖叫声从房间里传出来，仆人们站在走廊里，谁也不敢进去。后来小姑娘冲出来，身上带着伤，直接跑去找当地的报社。第二天，报纸头版登出来了——《东方军阀的罪恶》。
沙特的上流社会炸了锅。那些平时跟马步芳来往的当地贵族，一个个躲得远远的，见面都不打招呼。马步芳的名声在这地方彻底臭了。
他不甘心，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1957年，他托人活动，谋了个台湾当局“驻沙特大使”的头衔。穿上西装，打上领带，出门跟人握手，装的像那么回事。可那桩丑闻的事没人忘，他的外交也干得一塌糊涂。1961年，他被撤了职。
为了躲台湾那边的追责，马步芳一狠心，入了沙特国籍。这下彻底断了回去的路。
晚年的马步芳把自己锁在那栋大楼里。门帘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外面的风沙进不来，外面的世界他也出不去。他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，面前放着一碗羊肉面片，从热放到凉，一口没动。
那是他从青海带过来的厨子做的，可面片端到跟前，他尝了一口就放下了——不对味儿。面粉是沙特的面粉，羊肉是沙特的羊肉，水是沙特的水，怎么做都做不出青海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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